国民党铁面御史 何汉文
11月10日，“宁乡名人故里行”采访组在沙田水管站站长姜利剑的带领下，走访了沙田乡长冲村白牛冲何汉文故里。
铁肩担重任
在长冲村白蚁冲一座陡峭的山坡上，立着一间年代久远、墙壁开裂的土砖屋。今年77岁的何桃清，是何汉文的堂叔，他指着那饱经岁月风雨、破烂不堪的土砖房子说：“当年，何汉文就出生在这里!”我们望着那在初冬的寒风中有些摇摇欲坠的房子，难以想象在一百多年前，在这样闭塞、艰苦的环境里，会走出那么一位享誉全国、青史留名的人物。
何汉文堂叔何桃清和堂婶
何桃清说他还是在1953年的时候见过何汉文，但何汉文的两个儿子何金处、何金本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回老家来看望过。何桃清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何汉文的事迹。
1904年，何汉文出生于沙田乡长冲村，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种田人，但从小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何汉文6岁入学堂，在家乡读了九年私塾，从小天资聪慧的他对古诗古词很感兴趣。1919年，考入县云山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省第一师范。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吸收新思潮。1925年秋，在第一师范加入国民党。1926年秋，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选送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国共两党分裂，中苏两国断交，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部国民党籍学员被遣返。何汉文也于同年底转道日本回国。
1928年10月，由于中山大学同学王陆一引荐，何汉文认识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并在于右任的安排下，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的党员训练课任总干事，主要负责国民党员训练计划和编订训练教材。
1931年12月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先后改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和社会部，何汉文分别任编审科主任、编审处长。1938年初，陈立夫任社会部长，何汉文被调任专门委员的闲职，不久便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其间除短期兼任过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以外，前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了九年。这一时期，何汉文利用工作的空余时间，除编写出《国民党党员训练大纲》以外，还致力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有《中国国民经济概况》、《中俄外交史》、《俄国史》等著作出版问世。
1938年6月，何汉文在于右任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国民政府监察院担任监察委员。1940年8月，他被指派担任监察院战区第一巡察团委员，历经江南九省200多个县，纠办地方贪污腐败的官吏，清理各县积案、错案，使监狱中一些无辜者得以释放，开始享有“铁面御史”之美誉。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实施黄金买卖政策，希望借此平抑物价，回笼法币。因为抗战胜利后，人民已经饱受八年抗战之苦，谁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百业凋敝，法币贬值，物价狂涨。面对如此时局，正在南京准备召开“国大”的蒋介石责成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拿出办法来“立刻解决”。宋子文说：“为今之计，只有抛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这个办法。只要黄金一上市，法币就会大量回笼，物价自然下跌。”该方案经蒋介石同意后，立即紧锣密鼓进行。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顷刻之间抢购黄金风潮铺天盖地而起，贪得无厌的“金牛党”应运而生，不久即酿成黄金抢购的风潮。尤其是“金牛党”头目詹莲生当上金号业公会主席后，又担任金号同丰余经理，便成天跑中央银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明仁的公馆，相互勾结，主宰市场，谋取暴利。1947年，仅上海金号业公会和银楼业公会的成员，在数月之间，就吞掉国民党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800余万两，制造了国民政府最大的金融案。其中詹莲生一个月内到手的黄金就达40多万两，前后吞进的黄金达120万两左右。如此一来，急速加剧了民众恐慌和国民经济极度紊乱。
宋子文对此黔驴技穷，只好于1947年2月16日炮制出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停止一切黄金买卖，要求存有黄金者立即到中央银行按1946年价格换回法币，违反者一经查出将依法治罪。政府抛售黄金给商民，半年后又强制从商民手中把黄金掠夺回来，这一掠夺政策出台之后，军警宪特闻风而动，把持有黄金者赶得鸡飞狗跳。同年3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扛起“打金牛党”的大旗，成立经济监察团，发动上海军警宪特连夜出动，把守车站码头，大肆进行搜捕。据宣铁吾事后向国民党监察院的报告记述：该经监团经3天3夜的突击，把1600多家商店，400多家工厂，1200多个行商，800多个庄号，200多家妓院作了彻底搜查，共查获没收黄金20余万两，美钞120多万元，还有价值在三四百亿以上的棉纱百货。
由于搜查民间黄金油水巨大，使得国民党方方面面都想借机插手。继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行动之后出马的，是军统二号大头目、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1947年4月，郑介民带领一个检查团到上海，为了不与宣铁吾的经监团发生冲突，他先向宣铁吾打招呼，来了个君子协定：“你管民，我管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因为郑介民从情报中得知，在这次黄金风潮中，军方抢购的黄金数量大，油水多，还不像民间那么零零散散。于是郑介民来到上海后，毫不掩饰地向他的部属说：“军队会挤金老虎的脖子，我们就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挤他们的脖子。”为了给3个军需处长和自己捞油水留余地，他写了3封私函给3个军需处长，要他们立刻到上海对簿公堂。3个军需处长得到郑介民的私函，知道这是要脑袋搬家的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继而一想，郑介民没有用国防部二厅的命令，用的是私函，这就表示可以私了，只不过是讲价钱的问题。因此，经过与郑介民周旋，最终把到手的黄金进行分账，落个皆大欢喜，不了了之。
宋子文所采取的抛售黄金政策，在全国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不但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舆论界也一片哗然。并且，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掀起了不小的反宋浪潮。人们认为，宣铁吾和郑介民的两个检查团，只不过拍了几个金苍蝇，打击了一些无辜者，不仅没有触及宋系上层，就连像名声很大的詹莲生这样的大老虎连名都没点过，这不能不令各派系大失所望。政学系、CC系和黄埔系把目光投向监察院。不谙内情的舆论界，由于国民政府五大院中的监察院平时少有劣迹，有些清誉，便不断在报刊上呼吁：请铁面御史出朝打大老虎。在这种情况下，监察院长于右任便派出精明干练的何汉文、谷风翔、张灿和张庆桢四个监察委员，赴上海办理黄金案，打击大老虎。
智斗“金牛党”
何汉文等4名监委出马之后，舆论界便大捧特捧，政学系、CC系和黄埔系呐喊助威。上海报纸说，当时是“御史出朝，地动山摇”。何汉文等人到上海，先从主管抛售黄金的中央银行着手调查。他们问该行业务局正副局长林凤苞和杨明仁：究竟抛售了多少黄金，为什么要交与金老虎詹莲生总揽其事?二人答道：抛售黄金数量是国家机密，贝祖贻总裁交代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由金号银楼出面这是根据宋院长的指示，詹莲生是金号业公会主席，交他去办是理所当然的事。何汉文等人去找贝祖贻问抛售黄金数字，贝祖贻推到宋子文身上。他们去找宋子文，宋说：“抛售黄金数字保密是奉蒋主席的口谕，你们要问就去问主席。”由于他们一个推一个，最后事情推到老蒋头上。于是何汉文等四监委在气愤之下，给老蒋打去这样一个请示电：“此次黄金风潮事出突兀，查办该案抛售黄金数字极为关键。据宋院长称此数保密系奉钧座口谕，不知确否，祈即电示。”蒋介石对此不作答复，四监委碰了一连串钉子。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何汉文便派人去找詹莲生。詹莲生有恃无恐地向来人说：“何汉文是谁?找啥吃的?我没听说过，你回去向他说我没空。”后来由于贝祖贻向詹莲生打了招呼，叫他应付应付，他才与何汉文见了面。何汉文问詹莲生：“你赚的大笔黄金究竟弄到哪里去了?”詹莲生满不在乎地说：“告诉你你又能把我怎样?我是赚了一二十万两黄金，赚项大应酬也大，剩下的只是金砖改铸金条的火耗，每天240两，半年下来不过七八万两。”何汉文问他：“你的黄金应酬了哪些人?”詹莲生说：“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无名无姓，有形无踪。”何汉文见再问无益，便打开录音叫詹莲生听了一遍。詹莲生听后才觉不妙，趾高气扬的神气一扫而空，像蔫了的气球。他哀求何汉文：“委员你高抬贵手，把录音交给我吧，那是我以为房内只有我们两人才信口开河，哪知你就当真了。”何汉文笑笑：“詹主席，你有贝祖贻做后台，又何必怕呢?”
第二天，立法委员、军统大特务、杜月笙的徒弟王新衡请何汉文到他家吃饭。饭后王新衡向何汉文说：“关于詹莲生的事，我以老同学的关系向你说句知心话，官场的事不能太认真，留点余地大家今后好见面。昨天你和詹莲生的谈话没有第二人在场，我看你就把录音交给他，叫他拿400根金条出来。你这辈子也阔了。”何汉文不作答复。王新衡又说：“今天杜月笙杜老板本来要和你谈谈，后来考虑到你的令誉，才叫我来向你转告上面那段话。你不答应我王新衡不算啥，可杜老板那里这面子怎么放得下?”何汉文知道，上海是流氓世界，杜月笙这尊神无人惹得起。他心中明白，这次叫詹莲生拿400根金条来周旋，说不定是军统搞的圈套，他绝对不敢要。于是他机智委婉地向王新衡说：“办这件案子的是四监委，再说录音已由另一个监委在今晨送往南京交与于右任去了。不过请杜老板放心，我一定从中斡旋，不把案子搞得太严重就是。”
后来，何汉文把调查资料和录音交给上海法院院长查良鉴，结果判处詹莲生有期徒刑12年，林凤苞、杨明仁10年。这3只金老虎虽然被判刑，但随后又用黄金开路，花了2000多两金子，连一天监狱都没有蹲，便以保外就医为名，逍遥法外，不了了之。
这次查办上海黄金风潮案，使“金牛党”受到不少的打击，活动大大收敛。但舆论界认为，“金牛党”猖獗的根子在宋子文和贝祖贻那里，宋、贝不下台，“金牛党”总有死灰复燃的一天。因此，朝野人士反宋浪潮并未终止。1947年5月，监察院根据宋、贝贪污的确凿证据，向新闻界曝光之后，两次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迫使宋子文引咎辞职，贝祖贻也被撤职查办。
呕心著史学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因国民党军警2月27日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至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台湾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至3月13日死者多达3万多人。同时又先后派遣白崇禧、蒋经国赴台“宣慰”，其真实目的就是布置对台湾民众进一步的镇压。当起义被全部镇压之后，蒋介石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当时台湾局势的严重，便派监察委员何汉文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会同杨亮功到台湾全省“巡察”一番，“彻查”这次事件发生的行政责任，借此掩盖政府的残酷统治对激起事变的直接责任，收拾人心。何汉文是3月22日由上海坐飞机到台湾的。当时，各地的起义斗争已被国民党军镇压下去了。到台湾后，他为了“彻查”事变真相，曾到台湾全省各县、市与各有关方面作过深入接触，对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经过情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在领略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之后，他与杨亮功紧密配合，及时公布了起义经过和陈仪治台失当情形的调查报告，并对陈仪提出弹劾案。在巡视各县市时，召集当地一些人士，宣示“中央德意”，以爱国的大义“慰勉”一番。同时接受一些百姓的控诉，惩办了几个贪官污吏。回到南京后，何汉文在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情形时，还当面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台湾善后问题建议书”。从而使台湾“二·二八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后来，陈汉文曾撰写过《台湾“二八”起义见闻纪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回忆和记载。
由于何汉文在监察院期间，连续调查处理了上海黄金风潮案和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因此被外界冠以“铁面御史”之美称。但是，这时候已经面临全国解放的关键时刻，也使得何汉文在政治前途上面临艰难的选择。
1948年5月国民大会后，何汉文毅然做出决策，卸去国民党监察委员职务。同年8月，他应程潜邀请回到湖南，出任湖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摆脱国民党中央的控制，稳定湖南经济，为和平起义作准备，他曾积极向程潜建议，并为其起草文告，宣布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限制粮食出境等政策。同时领导省经委采取果断措施，从国民党中央银行湖南分行截收了准备运走的国库银元；并清理湖南粮政弊案，查办前任粮政局局长黄德安贪污案。此外，他在任内还接济过在宁乡黄材举行起义的姜亚勋部队，直到1949年3月省经济委员会被撤销才离职。此后，改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直至湖南和平解放。
1950年6月，经程潜推荐，何汉文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1955年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他是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常委。但1957年被划为右派，改任省参事室秘书。1961年摘除右派帽子，1978年3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80年4月21日，湖南省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何汉文自任参议、参事以来，潜心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有70余万字的《秦史》，与人合著出版《杨度传》，并参与了《辞源》的修订工作，加上原来编著过《中国国民经济概况》、《中俄外交史》、《俄国史》等一系列著作，使之晚年成为一名颇具影响的社会界知名学者。
何汉文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其原配夫人名彭兆正君，毕业于早稻田中学，婚后一直居住在宁乡沙田老家。第二任夫人邵一萍，祖籍浙江东阳，是我国著名女国画家，于1955年因病去逝，终年55岁。1982年2月18日，何汉文在长沙病逝，享年79岁。
2011年9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的中国莱芜首届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为确认秦始皇祖人姓氏嬴起源于古时莱芜境内的嬴城，即现今莱城区城子县村，与会者还引用了何汉文先生于1981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的专文，并将所著的《秦史》列为重要的研究文献。
何汉文著作